认识休闲学

人类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思想后成为西方休闲文化的传统。

但是，真正把休闲放置在学术的层面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形成学科体系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休闲学，是以人的休闲行为、休闲方式、休闲需求、休闲观念、休闲心理、休闲动机等为研究对象，探索休闲与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以及休闲与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相互关系。休闲学往往借鉴和采用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理论工具，形成了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休闲行为学、休闲经济学、休闲心理学、休闲美学、休闲政治学、休闲运动学、休闲宗教学等。休闲学的核心观点是，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美国学者认为，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伦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标志。他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继他之后，许多学者加入到休闲研究的行列，大批严肃的休闲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形成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又一剖面。

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皮普尔在其仅有几万言的书中，以深刻而精辟的语言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意义，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它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空闲时间所决定，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

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现年已近百岁的莫德默·阿德勒指出，现代人忽视了休闲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批评人们忘记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曾教导我们的“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是的，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因此，他呼唤人们珍惜休闲、善待休闲。

荷兰著名学者约翰·赫伊津哈所著的《游戏的人》，同样是西方休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该书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人的文化进化的相关性。他认为，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游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

不能不提的还有美国众多哲学家中的一位———查里斯·波瑞特比尔，其《挑战休闲》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是被西方公认的休闲学研究力作。该书指出，随着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我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没有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伦理。因此，他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

近二三十年以来，一大批有建树的休闲学研究学者脱颖而出。云南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这套《休闲研究译丛》正是西方众多休闲研究成果中的代表作。

不可否认的是，休闲学研究的实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几千年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厘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未来的路如何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显而易见，休闲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得对人的思考更具有针对性。

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国休闲文化，同样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几千年前的中国圣贤们，对“休闲”二字就有极精辟的阐释，“‘休’，以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意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古籍中记录休闲文化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清代文人小品。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对休闲文化的精辟论述，而且，中国人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休闲文化的创造物。

在当代，提出休闲学研究的学者是于光远先生。早在1983年他就指出：“我国对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但体育之外的竞赛和游戏研究得很不够。”199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1995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已有若干篇休闲文化和休闲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80年代末期，我国已有学者开始涉足闲暇研究，由王雅林、董鸿扬主编的《闲暇社会学》于1992年正式出版发行。此次由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主编的《休闲研究译丛》的出版发行，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北美休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对进一步促进休闲学在中国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